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一次次爆发的经济危机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努力探寻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即使最健全的市场机制也存在“市场失灵”的难题，需要整体规划的引领和调控，否则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供给过剩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在生产受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对未来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构想。《共产党宣言》宣告：“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资本论》预言，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中，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通过科学的预先计算实现综合平衡的效果。马克思强调：“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他指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展望未来社会的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重视规划、善于规划的显著制度优势。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一条重要经验。这一经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反复探索、持续实践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制度成果。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谋划和推动中长期发展，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五年规划和重大战略编制实施，提出关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提出党管规划的基本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规划要注重科学、实事求是，用法治保障规划的落实，编制规划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规划制定和执行不能搞层层加码，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发展战略和规划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把脉定向、掌舵领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战略任务、重大举措等方面调整升级，充分体现了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重视规划、善于规划这一优势发扬光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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